《贞观政要-贪鄙》原文及翻译是什么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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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文：

贞观初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人有明珠，莫不贵重。若以弹雀，岂非可惜？况人之性命甚于明珠，见金钱财帛不惧刑网，径即受纳，乃是不惜性命。明珠是身外之物，尚不可弹雀，何况性命之重，乃以博财物耶？群臣若能备尽忠直，益国利人，则官爵立至。皆不能以此道求荣，遂妄受财物，赃贿既露，其身亦殒，实可为笑。帝王亦然，恣情放逸，劳役无度，信任群小，疏远忠正，有一于此，岂不灭亡？隋炀帝奢侈自贤，身死匹夫之手，亦为可笑。”

贞观四年，太宗谓公卿曰：“朕终日孜孜，非但忧怜百姓，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。天非不高，地非不厚，朕常兢兢业业，以畏天地。卿等若能小心奉法，常如朕畏天地，非但百姓安宁，自身常得欢乐。古人云：‘贤者多财损其志，愚者多财生其过。’此言可为深诫。若徇私贪浊非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发闻中心岂不常惧？恐惧既多，亦有因而致死。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，以害及身命，使子孙每怀愧耻耶？卿等宜深思此言。”

贞观六年，右卫将军陈万福自九成宫赴京，违法取驿家麸数石。太宗赐其麸，令自负出以耻之。

贞观十年，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言：“宣、饶二州诸山大有银坑，采之极是利益，每岁可得钱数百万贯。”太宗曰：“朕贵为天子，是事无所少之。惟须纳嘉言，进善事，有益于百姓者。且国家剩得数百万贯钱，何如得一有才行人？不见卿推贤进善之事，又不能按举不法，震肃权豪，惟道税鬻银坑以为利益。昔尧、舜抵璧于山林，投珠于渊谷，由是崇名美号，见称千载。后汉桓、灵二帝好利贱义，为近代庸暗之主。卿遂欲将我比桓、灵耶？”是日敕放令万纪还第。

译文：

贞观初年，太宗皇帝对侍臣们说：“一个人（如果）手中有一颗明珠，没有不以之为贵重之物的，如果拿（它）去弹射鸟雀，这难道不是很可惜吗？何况人的性命比明珠更珍贵，见到金银钱帛不惧怕法律的惩罚，立即直接收受，这就是不爱惜性命。明珠是身外之物，尚且不能拿去弹射鸟雀，何况更加珍贵的性命，竟用它来换取财物？各位大臣如果能够竭尽忠诚正直，有益于国家，有利于百姓，那么官职爵位立即就可以得到。一律不能用这种受贿的手段求取荣华富贵，随便就收受财物。赃物贿赂暴露以后，自身也将受到损害，确实是可笑的。帝王也是这样，任性放纵逸乐，强迫百姓当差服役没有限度，信任小人，疏远忠诚正直的人，犯有其中一件事，哪能不灭亡的？隋炀帝挥霍浪费钱财，过分追求享受，却自认为贤能，自身死在一介匹夫手里，也是很可笑的。”

贞观四年，太宗对公卿说：“我整天都不敢懈怠，不仅仅只忧念爱惜百姓，也想让你们能够长守富贵。天非不高，地非不厚，我长久以来小心谨慎地敬畏天地。你们如果能小心遵守法令，总是像我敬畏天地那样，这样不但百姓安宁，自己也可常得快乐。古人说：‘如果明智贤良的人财多了会影响他奋发向上的志向；如果愚笨的人有很多的钱财，那只会增加他们去犯错的机会’,这话可以深以为戒。如果徇私贪污，不但是破坏国法，伤害百姓，即使事情没有败露，心中怎能不常怀恐惧呢？恐惧多了也有因此而导致死亡的。大丈夫难道能为了贪求财物，而害了自己的身家性命，使子孙总是蒙受羞耻吗？你们应当深刻地思考这些话。”

贞观六年，右卫将军陈万福从九成宫去京城，他在驿站处违法取得几担麦麸。唐太宗知道后，就把这些麦麸赐给他，让他自己背出宫，以此来羞辱他。

贞观十年，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书说：“宣州、饶州的大山里埋藏有银矿，如果把它们开采出来，可获得极大的收益，每年可向朝廷上缴钱数百万贯。”唐太宗说：“我贵为天子，这样的事知道得很多，现在，我需要的只是采纳对老百姓有益的忠言，推行对老百姓有益的善事。再说，国家积攒数百万贯钱，哪如得到一个有才行的人?你不推举贤能，表彰善事，也不揭发奸邪之人，肃清豪强，只知道上奏售卖银矿这些有关实利的事情。过去，尧舜把美玉扔在山林，把宝珠沉没在深渊，因此高尚的美名，流芳千古。后汉时，桓帝、灵帝重利轻义，是近世有名的昏聩之君。你这样做，是竟然想把我与桓帝、灵帝相比吗？”就在这一天，他下令将权万纪削官为民。

《贞观政要》是唐代史学家吴兢著的一部政论性史书。全书十卷四十篇，分类编辑了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，与魏征、房玄龄、杜如晦等大臣在治政时的问题，大臣们的争议、劝谏、奏议等，以规范君臣思想道德和治同军政思想，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、经济上的重大措施。它是中国开明封建统治的战略和策略、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。

《贞观政要》中所总结的以民生为本、以德治国等治国理念,诚心纳谏、仁心仁政等领导方法和决策艺术,任人唯贤、德才兼备等人才选拔艺术,天下为家、戒奢戒贪、善始善终等修养艺术等等,至今都值得各级领导者、管理者借鉴。它能够增强民族责任感和忧患意识,能够开启富国强民、经邦济世、缔造和谐的具体方略,有助于领导者廉洁从政、丰富领导艺术、提高管理水平,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、纯洁人的心灵。在阅读此书时,我们仿佛穿越了史的时空,回到了威严壮阔的唐朝皇宫,亲眼目睹了太宗凝神沉思的表情,亲耳聆听着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魏徵、李靖等贤臣的肝胆谏言,肃然产生出一种由衷的敬意。“为政之要,唯在得人”,字里行间透露着一股“人才可贵”的无声信息。在今天读来,这些观点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。

参考资料

骈宇骞.贞观政要.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1-3

卷八·辨兴亡

　贞观初，太宗从容谓侍臣曰：“周武平纣之乱，以有天下;秦皇因周之衰，遂吞六国。其得天下不殊，祚运长短若此之相悬也?”尚书右仆射萧瑀进曰：“纣为无道，天下苦之，故八百诸侯不期而会。周室微，六国无罪，秦氏专任智力，蚕食诸侯。平定虽同，人情则异。”太宗曰：“不然，周既克殷，务弘仁义;秦既得志，专行诈力。非但取之有异，抑亦守之不同。祚之修短，意在兹乎!”

　贞观二年，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：“隋开皇十四年大旱，人多饥乏。是时仓库盈溢，竟不许赈给，乃令百姓逐粮。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，比至末年，计天下储积，得供五六十年。炀帝恃此富饶，所以奢华无道，遂致灭亡。炀帝失国，亦此之由。凡理国者，务积于人，不在盈其仓库。古人云：‘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?’但使仓库可备凶年，此外何烦储蓄!后嗣若贤，自能保其天下;如其不肖，多积仓库，徒益其奢侈，危亡之本也。”

　贞观五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天道福善祸*，事犹影响。昔启民亡国来奔，隋文帝不吝粟帛，大兴士众营卫安置，乃得存立。既而强富，子孙不思念报德，才至始毕，即起兵围炀帝于雁门。及隋国乱，又恃强深入，遂使昔安立其国家者，身及子孙，并为颉利兄弟之所屠戮。今颉利破亡，岂非背恩忘义所至也?”群臣咸曰：“诚如圣旨。”

　贞观九年，北蕃归朝人奏：“突厥内大雪，人饥，羊马并死。中国人在彼者，皆入山作贼，人情大恶。”太宗谓侍臣曰：“观古人君，行仁义、任贤良则理;行暴乱、任小人则败。突厥所信任者，并共公等见之，略无忠正可取者。颉利复不忧百姓，恣情所为，朕以人事观之，亦何可久矣?”魏征进曰：“昔魏文侯问李克：‘诸侯谁先亡?’克曰：‘吴先亡。’文侯曰：‘何故?’克曰：‘数战数胜，数胜则主骄，数战则民疲，不亡何待?’颉利逢隋末中国丧乱，遂恃众内侵，今尚不息，此其必亡之道。”太宗深然之。

　贞观九年，太宗谓魏征曰：“顷读周、齐史，末代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也。齐主深好奢侈，所有府库用之略尽，乃至关市无不税敛。朕常谓此犹如馋人自食其肉，肉尽必死。人君赋敛不已，百姓既弊，其君亦亡，齐主即是也。然天元、齐主若为优劣?”征对曰：“二主亡国虽同，其行则别。齐主愞弱，政出多门，国无纲纪，遂至亡灭。天元性凶而强，威福在己，亡国之事，皆在其身。以此论之，齐主为劣。”

　贞观初年，唐太宗从容地对身边的大臣们说：“周武王平定了商纣王之乱，取得了天下;秦始皇乘周王室的衰微，就吞并了六国。他们取得天下没有什么不同，为什么国运长短如此悬殊呢?”尚书右仆射萧瑀回答说：“商纣王暴虐无道，天下的人都痛恨他，所以八百诸侯不约而同地来与周武王会师，讨伐纣王。周朝虽然衰微，六国无罪，秦国完全是倚仗智诈暴力，像蚕吃桑叶一样，逐渐吞并诸侯的。虽然同是平定天下，人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却不一样。”太宗说：“这样的说法不对，周灭殷以后，努力推行仁义;秦国达到目的以后，却一味地施行欺诈和暴力，它们不仅在取得天下的方式上有差别，而且守护天下的方式也不相同。国运之所以有长有短，道理大概就在这里吧!”

　贞观二年(628)，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：“隋朝开皇十四年遇到大旱，百姓大多忍饥挨饿。当时国家粮仓贮存甚丰，可是朝廷竟不肯用粮食拯济灾民，下令让老百姓自己想办法。隋文帝不爱惜百姓却吝惜粮食，到了隋朝末年，粮仓贮存的粮食，足够五、六十年之需。隋炀帝继承父业，依仗国家富庶，所以挥霍无度，极尽奢侈之能事，终于国破家亡。对于国君，首要的任务在于含养民生，不在于充实粮仓。古人说：‘老百姓不富足，国君又怎么能够富足呢?’只要仓库的贮备足以对付灾年，再多贮存粮食又有什么用呢?国君的后代如果贤明，他自然可以保住江山，如果他昏庸，即使粮食满仓，也只是助长他奢侈浪费的习气而已，这是国家危亡的原因。”

　贞观五年(631)，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：“上天给善人降福、给坏人降祸，事必报应。当年突厥的启民可汗失国南奔，隋文帝不惜粟帛钱财，动员了大批兵士守卫安置，使他们能够生存下来。不久突厥富强了，启民可汗的子孙却不想报答恩德。到始毕可汗时，就起兵把隋炀帝围困在雁门关。等到隋朝大乱，又恃强深入，致使当年帮助启民可汗安家立国的隋朝官员自身和子孙，都遭到颉利可汗兄弟的屠杀。如今颉利可汗破灭了，难道不是忘恩负义的下场吗?”大臣们都说：“确实像陛下所说的那样。”

　贞观九年(635)，北方突厥归顺的人奏疏说：“突厥境内连降大雪，百姓饥荒，羊和马都死了。住在那里的汉人都跑到山里做了山贼，民情非常动荡。”太宗对侍臣们说：“观察古代的君主，实行仁义、任用贤良就能使国家得以治理;施行暴政、任用小人国家就会败亡。突厥所信任的人，和我们大家所看到的，根本没有忠诚正直的可取之处。首领颉利又不关心百姓，恣意妄为，我用人情世故来分析，他又怎么可能长久呢?”魏徵进言说：“从前魏文侯询问李克：‘诸侯之中谁会最先灭亡?’李克回答：‘吴国先灭亡。’魏文侯问：‘为什么呢?’李克说：‘屡战屡胜，经常胜利就会骄傲，而经常发动战争就会使民生疲弊，不灭亡还等什么呢?’颉利趁着中原大乱，就依仗自己兵强马壮入侵中原，到今天还不想息战，这就是他必然灭亡的道路。”太宗对此非常赞同。

　贞观九年，唐太宗对魏徵说：“近来我读北周、北齐的史书，发现末代亡国的君主，所从事的坏事多数都很类似。齐主高纬非常奢侈，府库所藏，几乎都被他挥霍光了，以至于关隘市集，没有哪一处不征收赋税的。我常说，这就像嘴馋的人吃自己身上的肉一样，肉吃完了自己也就死了。君主不停地征敛赋税，百姓既已疲弊，他们的君主也就灭亡了，齐主就是这样的人。然而后周天元皇帝与齐主相比较，谁优谁劣呢?”魏徵回答说：“这两个君主虽然同样亡国，他们的做法还是有所区别。齐主懦弱，朝廷政令不一，国家没有纲纪，以至灭亡。天元帝生性凶悍好强，作威作福独断专行，国家的灭亡，都由他一手造成的。从这方面来看，齐后主要劣一些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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